转变维稳观念是解决维稳问题的关键

当前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时期，诱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日益增多和凸显，而维稳工作则往往误读为强化行政的管控，对公众参与、基层自治、基础秩序溃散等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敏感性。要真正实现维稳工作的“标本兼治”，应转变维稳观念，要重视基础秩序重构的过程，建立阶段性的分级缓冲处理社会矛盾体系。维稳的过程是一个观念转变的过程。

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，“稳定”、“改革”、“发展”是“三位一体”互相关联的主线：稳定是前提，改革是动力，发展是目标。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的转型，出现了许多我们躲不开、绕不过的社会矛盾，有等不得、拖不起的突出问题，面对日益凸显新问题和新矛盾，如果我们仍沿用传统的维稳方式去应对，将很难适应，甚至有悖于维稳的初衷。

一、对“维稳”的简单化、片面化的理解，易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

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多次强调稳定压倒一切，他说：“中国的问题，压倒一切的是稳定。没有稳定的环境，什么都做不成，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”。这是因为中国的改革是“摸着石头过河”探索式的改革，它相对于深思熟虑的改革。所以社会秩序和制度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，产生了一些问题和矛盾，及时解决了一些，遗留下来一些。现在改革面临“深水区”，深层矛盾逐渐显现，加上解决问题的体制和机制不很通畅和健全，使很多群众合理的诉求没有得到及时公正地解决，造成群众心中有怨气，特别是长期得不到解决。被迫采取一些过激行为，选择“敏感时期”越级上访，甚至出现了“小闹小解决，大闹大解决，不闹不解决”，以“闹”的程度来决定问题解决的程度，使法律、政策的底线受到挑战。

由于新老矛盾的积累和叠加，成为影响社会稳定诱因，如官员的腐败，收入差距不断拉大，征地折迁，食品安全等问题，造成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。一些地方政府面对这样的复杂局面，没有有效社会管理方式去应对，所以只能是被动的、救火式的、补救式的和“花钱买平安”。维稳政绩考核一票否决，这就造成了对地方政府压力很大，出现对稳定压倒一切 “片面化、简单化”的理解，即片面地理解“稳定”即是“不出事”，“摆平”、“搞定”也是稳定，“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摆平”，单纯地压制“社会不稳定因素”，采取简单粗暴的行政方式。

由于对维稳片面化的理解，一味的维稳，不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百姓的利益诉求，只会陷入越维越不稳尴尬局面，并付出维稳的高昂成本。

维稳一定要安抚情绪，帮助解决实际问题，公平公正处理，疏导畅通各个法律程序等，政府要多指引、倾听、尊重民意。

实际上维稳从来不是目的，只是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手段，而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，归结起来很简单，就是温总理所说的：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，更有尊严，让社会更加公正，更加和谐”。

二、政府在维稳方面显示出来的“强势政府”，而忽视服务政府，导致维稳工作事倍功半，甚至走向反面

当前维稳工作的压力来自于发展过程的问题与维稳本身问题的叠加。社会发展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矛盾，这些矛盾不必然引起社会不稳定，而只是对这矛盾的态度不正确，认识不足，处理不当才会引起社会不稳定。正是由于这类问题上存在着太多的“拿不准”、“不确定性”，才使政府某种程度上产生了焦虑，使基层工作部门对复杂维稳事件采取或躲避、或就事论事、或过度反应的态度。因没有缓冲地带，政府被迫扮演了“强势政府”的角色。在维稳这个不可动摇的大事面前，维稳的主体始终是地方政府部门，“被维稳”的总是百姓。这种定位，一开始就把政府部门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，无论如何，政府部门总是对的，而错的总是老百姓。在这样的维稳下，某些政府部门即便胡作非为，即便违法乱纪，群众百姓也拿他没有办法。这种所谓稳定，又能维持多久。

现实中，有些社会管理者的权力十分膨胀；“强权”思维十分强悍；许多政府部门的“权力”意识总是强于人民群众的权利要求，导致社会管理者不当行权事件发生成为常态。进而使人们常说的政府越位、缺位、错位甚至胡乱作为等现象有经常化态势。目前社会管理明显滞后，与中国政府的许多职能划分不清，有限政府理念不够明确，服务型政府建设缓慢密切相关，也是社会自治很难得以有效改造的障碍和难题。

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强调，必须防止以“大局”“稳定”为借口排斥司法监督的倾向，摒弃“让行政机关胜诉是支持，让行政机关败诉是添乱”的错误认识，不姑息迁就违法行政行为。

在当前中国政府公信力减弱，并有逐年延续乃至恶化趋势。在当前出现的社会群体性冲突中有个特别现象，就是广大群众普遍不信任政府，即使政府讲真话、做好事，也不信任，有陷入“塔西陀”陷阱的危险。公信力的缺失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，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，解决起来非一朝一夕之功。

我们把社会管理等同于社会控制，把群众正当合法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。其实，稳定有赖于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，是一个不断实现、再实现的过程。在新形势下，要维护稳定，政府必须敢于面对矛盾，及时回应公众质疑，切实回应民众的利益诉求，解决实际问题。要以包容心态对待“异质思维”，让有情绪的人、受委屈的人有地方，有机会去表达。

三、现有稳定思维追求着“刚性稳定”，结果是治标不治本，甚至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

2009年以来，中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质的变化，由“发展是第一要务”变成了“发展是第一要务，维稳是第一责任”。把维稳当做第一责任，已成为地方政府和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。在这样的前提下，对一些群体性事件的性质估计过重，以致形成了“僵硬的稳定思维”。现在只要一提稳定，就是社会的刚性稳定，为达到这样的目的，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、警力、物力、财力来“维稳”。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，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，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，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。这种现象说明了有些地方政府在为民服务上不负责、不认真，也说明这些职能部门不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，而是在增加不和谐因素，不是在化解社会矛盾、维护群众利益、应对社会风险，而是在漠视群众利益，增加社会矛盾和风险。一个好的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，而是能够正视和解决矛盾的社会。区分社会管理制度的优劣，不在于社会上有无矛盾，而在于管理社会的制度能否容纳矛盾并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矛盾。我们不认为有绝对稳定、绝对和谐的社会，纠纷的存在是一个社会成功实现其目的的标志。正常的利益表达，是群众百姓的自由，而不是所谓的群体性事件，更没有所谓的“维稳”概念。不应用维稳概念来压致民众的利益诉求，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概念比“维稳”概念更好。

事实上，自体内存在的局部“冲突”可以成为进化和发展的有益动力。一个动态发展的文明国家，不可能消灭所有的内部冲突，盲目压制这些冲突将等于在某种程度上对自身改良的方向视而不见。中国需要一个动态的、总体稳定的社会体系来实现自己发展。

四、对走出维稳困境的建议

如果仅仅只是自上而下地反复强调维稳工作的重要性，只是着眼于如何遏制不断上升的群体性冲突、继续把社会生活中的一般性矛盾和纠纷，将之统统上升为“社会不稳定因素”，面对转型时期复杂多元的社会环境、进一步分化的社会阶层和纷繁多态的社会心理，缺乏创新社会管理方法，沿用旧手段老办法去解决，是很难走出目前维稳困境的。

1.树立正确的维稳观，应当从战略上改变维稳的基本思路，从策略上改变维稳的具体做法。战略上改变维稳思路，就是把所有群聚事件的性质定性为抗议活动，这样，解决问题的思路就不是恐惧和敌视，如临大敌，而是帮助下面解决问题，给抗议的人一个足以服人的公正解决方案。

策略上改变维稳做法，就是每当出现针对某一级政府一个抗议活动，上一级政府的应对策略不是派警察镇压、抓人，而是马上派调查组去调查事情原委，搞清为什么会发生抗议事件，并公正解决。按照这样的思路和做法去做的过程中，才能使国家秩序得到真正的稳定，民主的制度会健全起来。人们的抗议行动趋于日常化、和平化、制度化，个人或小群体利益和冤屈的民主表达机制会完善起来。每当有不公正发生，就会出现和平抗议，而各级政府应当去做的事情就是有效地解决这些抗议提出的问题。

2.要重新构建好基础秩序，是提高维稳能力和实际效果的有效途径。在改革过程中，旧制度不断被破除，新体制不断在建立。但新体制运行常常偏离初衷。其原因有两个方面：一是制度设计本身的问题；二是制度运行条件的基础出了问题。在某些情况下制度失败不在制度本身，而在作为制度运行条件的基础出了问题。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，如果只重视具体制度变革，而对基础秩序的建设很少关注，甚至有时秉持一种机会主义态度，不惜用毁坏“基础秩序”的方式来获得改革的暂时收益。其结果是作为制度有效运行不可缺少的“基础秩序”崩溃了，建筑在基础秩序上的制度也就无法有效运行，因为制度的运行嵌入基础秩序的。很多有效规则往往很简单，因为制度不可能完善到没有漏洞的程度。比如，乘公共汽车无人检票，但很少看到有逃票的情况。因为钻这个空子要付出尊严、名誉、诚信等无形的代价，而对这种代价的珍惜却是维持着制度有效运行的基础条件。要真正实现维稳工作的“标本兼治”目标，就是要在基础秩序重构的过程中，不断“矫正”价值偏离与目标偏离的现象。维稳是将冲突转变为秩序，维稳就是维护核心价值观底线的稳定，维稳的过程是认同、信任、权威建构的过程。

3.建立阶段性的分级缓冲处理社会矛盾体系。实行分级缓冲处理，阶段性地调和各种人民内部矛盾，确保改革有一个相对稳定、有序的环境，实现“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、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、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”。缓冲体系建设，主要指各类矛盾主体的党委、政府机构发生直接冲突之前的体制和机制建设。一是着眼于个体的自我约束，矛盾的最终落脚点是个体。如果个体普遍加强了社会道德、理性、博爱、仁义等方面修养，就自然拥有了自我克制和管束能力，社会和谐也有广大的群众基础。二是着力于和谐家庭细胞的培养，家庭是中国社会最基础的组织机构，家庭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。三是着手全覆盖的乡村（社区）稳定网建设。在社会组织结构中，家庭之上就是村组织（社区）。所有村和社区，要以两委会为核心，建立综治网络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，实行“群防群治”。四是着眼于发挥各类社团组织的积极作用。必须探索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摸式，民间社团组织作为行业群众的自我约束机构，是新型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发挥其在社会管理和社会安全领域的作用，缓冲和化解社会矛盾。五是科学管理新闻媒介和规范“独立第三方”介入的工作机制。当今社会是信息社会，要完全封锁消息或歪曲真相，是不可能的，允许媒体，尤其是与地方百姓息息相关的地方媒体及时地在现场，冲到事件第一线，充分采访和报导事件真相，是可以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建起一种富有弹性的“缓冲地带”的，避免干群，警群之间的短兵相接，正面冲突。这是公正处理社会矛盾，避免政府将一切矛盾揽在身上进而“引火烧身”的更好选择。独立第三方出现政府要保持科学开放的心态，独立第三方介入处理当前重大群众事件，是弥补政府公信力不足的一个有益的手段。

总之，社会稳定是中国改革、发展能否顺利进行和是否按期实现既定目标的大事。我们要摒弃僵硬的维稳观念，用创新社会管理方式，形成一个自我管理、自我形成秩序、自我化解矛盾、自我修复、自我平衡的社会生态机制，使中国社会稳定在动态中平衡前行，这也是我们维稳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。

原文作者：张青松